这种体制对为政者自律性的要求无疑也是最高的——这也这正是中国总是不断推行旨在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的运动的根本原因。

这20个问题中，多数为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证据和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也有部分为刑法方面的有关定罪量刑的问题。综上所述，薄熙来案件的一审审理在严格遵循刑事诉讼程序和彰显程序正当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于法有据、于情有理的一审判决，从而实现了案件审判的实体正义，使本案审判成为贯彻现代刑事法治精神、兼具程序正当与实体正义的典范。

当然，贪赃枉法与贪赃不枉法两种不同的情形在受贿罪成立的基础上对危害程度是有不同影响的。其对具体财物的事后知情和认可也是包含在其事前、事中的概括性权钱交易主观意图之中的，并不影响对其受贿罪主观要件的认定。被告人薄熙来及其辩护人针对滥用职权罪的指控提出辩解和辩护意见，认为薄熙来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应该说，一审判决对薄熙来所犯贪污500万元罪行的量刑，也是合法合理、显然不重的。根据本案一审判决所认定，2012年1月28日至2月期间，被告人薄熙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有关人员告知其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后，以及王立军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前后，违反规定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1）1月28日晚，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将薄谷开来涉嫌杀人事告诉薄熙来。

一审判决对被告人薄熙来所犯罪行的刑罚裁量，充分贯彻和体现了上述刑法原则和规则。因此，一审判决决定对薄熙来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一个地方新成立一个执法队伍，执法人员几百人，又没有老底子，如果领导机关没有给予特殊的重视和照顾，怎么可能为其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第三个是城管工作条件没有予以足够保障。

我的基本看法是，城市生活共同体的有效运行，需要发挥每一个组织、每一位市民的作用，让广大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成为城市政府的伙伴和助手，这既是时代要求和世界潮流，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改革发展难题的表现。可是我们很多城管执法队员没有这样去认识这部新法，没有充分理解这部新法带来的观念变化和新的执法要求。例如，南京今年3月1日就开始实施一部新的地方性法规《城市治理条例》，在全国首次把城市管理的提法转变为城市治理的提法，通过多种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例如成立由官民合作组成的议事咨询职能兼具部分决策协调职能机构——城市治理委员会(已成立并开始运转的市一级委员会由38个公务委员和45个公众委员组成)，把复杂疑难的城市管理难题由政府官员和市民代表共同商讨做出改善决定加以解决，以期实现政民合作、共同治理，其探索实践值得关注。例如，几年前东北某个县的新领导班子上任后提出，城市发展目标是建设一个没有平房的新县城，他们认为只有全是楼房的县城才配称为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21世纪中国的新县城。

最初，原先的部门都不愿意放手街头执法权。中国网：怎样才能既管理好城市，又能化解城管执法存在的矛盾呢？莫于川：目前城管执法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国情。

可喜的是，许多地方、部门都在积极进行这样的改革创新探索，多数革新举措的效果是正面的，即便遇到挫折走了弯路，也应宽容对待，肯定探索精神。中国网：城管在执法时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呢？莫于川：前面提到，有时候城管部门和管理对象发生冲突，形成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恶性循环、因果相报，根子出在地方政府领导的错误决策。新成立的城管什么资源都没有，执法依据有限，管理经验不足，缺乏与别的部门长期形成的友好关系，缺乏部门之间的合作资源，加上这个机构的执法队伍是新组建的，有一个培养提高、积累经验的过程，还有他们的福利待遇须要平等解决的问题，这一切都存在很多、很大的问题和矛盾，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可能有些地方在领导管理体制上也没有完全理顺，也非常不一致，例如城管局局长的职级。城管是新成立的部门，一开始要什么没有什么，和其他部门相比，既没资源也没经验，没有老底子。

所以，城管执法存在法律依据不够充分或曰缺乏高位阶立法的问题。这就是没有以人为本、没有关注民生、只求异化政绩的方向性错误。比如说某个小区的住户，即便他的经济条件好，非常反对流动摊贩，因为他希望环境清静，楼下和小区周边没有摊贩、垃圾、噪音、油烟味来影响他的生活，但他也往往希望购物便利、请客方便、价廉物美、商业网点多多，所以也希望把流动摊贩设置在别人家的楼下但又不要离我家太远，让我不受负面干扰又能享受商业便利，这叫邻避心理。城管的街头执法权，包括检查、处罚、拆迁、秩序整顿以及各种临时管理执法任务，这些都特别容易与执法对象发生冲突，都是难啃的骨头，而且地方政府还不断给他们增添难啃的骨头，城管部门逐渐感觉到了难以消化、难以承受，但已身不由己、欲退不能，陷于越来越尴尬、吃力、受罚、被动的境地。

行政法有个术语叫做参与行政、合作行政，就是走向共同治理，这是行政民主化的表现和要求，也是一种世界潮流。有时候某些城市领导人提出的管理目标与老百姓的生存目标差得非常远，被称为严重脱离地气。

城管执法队伍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执法工具、通讯手段、取证手段，这些都往往比较缺乏。之前这些街头执法的行政处罚权，是给了原先的七个大盖帽，城管部门成立后，集中了行政处罚权，但并未跟进为城管执法完整配套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执法依据，主要还是依据原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这就是所谓借法执法。

当城市管理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在批评城管部门，可是，其他政府部门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么？许多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做出了什么贡献？广大市民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成员（包括机构和个人）的参与、配合和行动，那么大的现代城市，几百万人口，仅仅依靠几百人的城管队员，就能把这个城市共同体管好么？很多城市都在更新观念、创新制度，推进管理创新，提升管理生产力。选择住平房或者住楼房，这完全是市民的个人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啊。这样的一种志愿者参与、配合执法部门来完成城市管理任务的做法应该提倡。我的建议是，上述地方事务管理部委暂时可以不变，但最好在国家层面再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地方事务部，其首要的职能就是指导协调作为地方事务的城市管理、治理事务。所以城市管理者就面临两种需求的矛盾，允不允许开办临时流动市场就处于两难。我们国家当初设立城管部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莫于川：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开始重视城市建设，把重心放在城市建设上，叫做人民的城市人民建，但却忽视了城市管理。

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一部重要的新法律，叫做《行政强制法》。所以，后来各地就陆续作出规定，集中由某个机构行使处罚权以后，原先那那些机构就不再行使该项行政处罚权了，真正变成了一个大盖帽实施街头执法。

我们现在的交通协管队员也可以、也正在做这样的事，但是不能一出问题就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协管队员。原来是七个大盖帽在街头执法，此项改革初期，在一些地方没有成立新的机构，而是经过授权之后仍由那七个大盖帽在街头执法，在另一些地方成立了新机构，经过授权之后变成了八个大盖帽在街头执法，这是因为，原先的七个机构仍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显得很不合理。

为难之中就容易出问题，执法部门会感到进退失据，执法队员难免产生暴力倾向。须知城市管理既是城管部门的事情，也是其他部门的事情，也是社会组织的事情，也是人民群众的事情。

我认为一定要从小城管理念转变为大城管理念，否则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如果说这样的体制设计得很好，总不会实行了十六年还常被讥讽为城管是非法组织、非法存在、非法活动吧？推行了十六年的这个改革，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须要深刻检讨、认真反思、重寻出路的时候。后来很多地方政府就专门作出决定，由原先的部门让出一部分管理职能、执法事项，让城管部门来承担。这样，先天不足的城管执法，后天调整进度也就无法跟进，总是不能与其他执法部门看齐。

领导人下死命令，往往是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瞎指挥，可谓目标怪、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城管部门根本没法完成任务，但是领导又硬性要求他们完成。这时，城管部门根本无法完成县领导下达的如此脱离国情、侵犯人权、严重违法、极为荒唐的城管执法任务，于是在强制拆迁过程中就造成拒迁户死亡的悲剧。

中国网：城管面临着什么样的执法困境？莫于川：除了体制不顺、认识滞后等问题之外，城管执法主要还面临着法律依据不足和执法手段不足的困境。第二个就是经济地位和福利保障的问题。

即便仍然把城管视为一种地方事务，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我认为还是应该确定一个中央部门负责管理这件事情，不能再让上千个城市的城管部门、数百万城管队员继续单打独斗、孤军奋战，一直没有任何上级机关提供的指导协调、统一规范和权益维护。小城管理念认为，城管工作是城管部门一家的事情，无非是一种部门职能，这是过时的、错误的。

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权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两事务、两事业，也即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事业、文化事业。还有一个情况：一个城市分为好多功能区，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主体、多机制、多方式、多依据的现代执法观念和制度，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是行政管理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共同要求和契合点。他们片面地认为，一个城市一眼看过去整整齐齐，房屋一样高，标牌一样宽，车站一样长，没有流动摊贩，没有残疾人走路，最好连自行车都没有，那就便于管理了，那就说明他管理得好。

例如需要先规划、建设好某个功能区，后续才便于该功能区展开正常的运营、运转、维持，这叫规划在前、建设在中、城管在后。当初为什么要设立城管？城管存在哪些问题？城管执法时为何容易产生街头暴力？城市管理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去管理现代化的城市？针对城管执法的相关问题，中国网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

当领导给城管部门布置了一个很不合理的任务，就把第一线的执法队员和协助执法人员坑苦了。在招聘协管队员以后，应该进行系统的培训和严格的管理，才有助于完成繁重的城市管理任务。

中国网：城管和别的执法主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莫于川：在城管部门刚设立的时候，任务还比较少，后来逐渐增多。长远来看，待到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民族事务、香港事务、澳门事务、台湾事务等中央管理的地方事务，也可以逐步交由这个地方事务部承担管理职能，包括指导、协调、资助和扶持等职能，由此形成真正的大部，还可精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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